早报记者 徐益平  

  4月30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会议透露，一季度，温州实现生产总值863.7亿元，同比增长6.9%。

  这一“成绩单”与同为浙江三大经济中心城市的杭州、宁波相比，差距不小，前者是1998.22亿元、8.7%，后者是1555.3亿元、9.2%，温州GDP增速甚至低于浙江的8.2%和全国的7%。经历了4年前震惊朝野的民间金融危机的温州，仍然在负重前行。

  对这样的局面，温州的决策层应该不会意外。“目前温州可以说已走出‘低谷’，但还不能说走出‘困境’。”在今年1月的全省“两会”上，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坦承，温州走出当前经济困境至少还需2到3年。但他同时表示，温州金融风险消除之日，就是温州实现赶超发展之时，“温州的赶超发展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绝望悲观，当前主攻方向已经明确，只要齐心协力，温州还是有希望的。”

  给予这位出生于温州泰顺的“掌门人”以信心的，是自己的百万同乡：“温州有温州人的创业创新精神和占据浙商三分之一的温商群体，这是任何地市都不能比拟的。因此大环境越是下滑，对温州越有利，因为温州人就善于在困境下打拼、创业。”

  在声名远扬的“温州模式”中，以敢为天下先著称的“温州人”是最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是推动温州发展独一无二的底牌，关于温州民营经济的率先崛起、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的解读，也都无一例外要回归于人的解放。但让外界困惑的是，正是这群被公认为中国最勤奋、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在不断施展才技和制造商业神话的同时，也屡屡“挖坑”将自己置身于险境与困境，最近一次就是2011年的温州民间金融危机。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他们是一群能力超群的“建设者”，同时也暗藏着破坏力巨大的能量。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

  “全民言商、人人做老板”的“重商意识”赋予了温州人的两面性：一方面使温州人紧跟市场的信号灯，善于捕捉机遇；另一方面也让短视投机的商业机会主义和商业利润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大行其道。

  温州的成功源于此，后劲不足也与此密不可分。“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人’的升级，也就是如何从‘商人’向‘企业家’转型。”长期研究温州的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表示，温州的烦恼其实是当下浙江乃至整个中国困局的缩影。

  屡屡“玩火烧身”

  时至今日，对迷乱于2011年春夏之交的民间金融危机，温州人仍然心有余悸。在这场因“炒钱”而起的危机中，大批温州老板“跑路”，甚至自杀身亡，在温州3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一道阴郁的疤痕。

  “祸根”其实在3年前即已埋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一系列救市政策随即出台。面对超级宽松信贷政策端出的“资本盛宴”，一贯以灵敏著称的温州人自然不甘居人之后，纷纷利用便宜的银行资金，甩开膀子跳入多元化的滚滚热潮中，或挥师房地产开发，或杀入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

  然而擅长短线投资的温州商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次，国家的政策比他们还要“短线”。2010年后，通胀之虎出笼，货币政策转向紧缩，银行贷款瞬间“急刹车”。猝不及防的温州老板们为填补“扩张冲动”形成的资金窟窿，被迫转向民间借贷，以钱生钱的“炒钱”游戏随即上演，一时间，企业、普通百姓、地下钱庄，甚至政府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纷纷加入放贷阵营，“全民狂欢”。在以高利息维系的民间借贷刀尖上舞蹈，注定难逃一劫。

  事实上，近10年来，因为一个“炒”字，温州人已屡次使自己陷入险境。最典型的是曾不断刺激着大众神经的“温州炒房团”。

  20世纪末，中国拉开房改大幕，1998年正式取消福利分房，代之以全面市场化。对于历经20余年“全民总动员”式的市场经济实战锤炼的温州人来说，“会赚钱”已成为他们极其普通的品质，“有钱”则成了他们当仁不让的标签。当房产以一种“能赚钱”的商品进入这一“最有钱”群体的视野时，一向喜好抱团的他们呼啸着出发了。

  2001年8月，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亮相上海，创下“3天买走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砸向上海楼市”的战绩。随后温州炒房团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最终让温州炒房团从神话的云端无情跌落的是宏观形势。2010年下半年，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陆续出台。有媒体报道称，之前十年叱咤全国市场的温州炒房团，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大量温州炒房客已完全败退，且三五年时间里很难恢复元气”。

  2002年前后，全国能源紧缺，煤炭市场日趋火爆，浩浩荡荡的温州资本又涌入“煤炭大省”山西。据估计，山西60%左右中小煤矿被温州人收购，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这一产量是山西煤炭年产量的1/5、全国的1/20。

  2009年4月，山西以文号“晋政发[2009]10号”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拉开史上力度最大的煤炭资源整合序幕。在这场官方强势主导的“煤矿国有化运动”中，温州人虽几经抗争，但终无力回天，损失总金额以百亿元计，不少人甚至血本无归。

  “全民言商”的两面性

  为什么在“资本游戏”上屡屡撞得头破血流，温州人仍然乐此不疲？诱因应该从堪称最精明的温州人身上的基因深处寻找。

  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温州人》曾有这样一组镜头：温州市区交通拥堵不堪，但不少人仍进行“寸土必争”式的超车，交通秩序也在这种“见缝插针”中越来越堵。“交通堵塞不是温州所独有的。但在温州，这种表象的背后，却体现了温州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温州人》解说道。

  “温州人勤劳，敢拼，吃得起苦。这是地少人多、环境艰难，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形成的地域性格，这是温州生意人遍满全地的原因，这种生存逼出来的商业冲动，天然就有缺陷。”温州籍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评价自己的乡亲。

  纵观温州30多年改革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人“爱炒”的习性，其实脱胎于其一直以来“只要有钱赚就好”的浓郁“重商意识”，这一意识也使出身草根的温州人学得一身善于利用模糊灰色地带顺势变通的“本领”。

  很少有人知道，温州市场经济萌生的最初土壤是走私。1980年前后，走私在温州蔚然成风，穷怕了的温州人以万人空巷、全民走私之势，释放着追求财富的强烈欲望，直到1981年走私被彻底打击。

  整个1980年代，假冒伪劣与温州商品如影随形，温州货几乎就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直到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烧掉5000多双温州的假冒劣质鞋，才给温州敲响警钟。同时，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引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在意质量和品牌。

  进入1990年代，“中国制造”迎来黄金期，拥有先发优势的温州成了一个昼夜不分的大工厂，制造业的高利润令温州人无暇旁顾，他们如鱼得水，利用“小商品、大市场”，将每一寸优势都发挥到极致，如潮水般迅速蚕食了国内外的市场份额。但也不时会露出“小尾巴”，比如模仿和山寨，对坚韧持久的研发与技术进步缺乏足够的耐心，以及没有底线的价格肉搏战。

  “温州人全民言商的浓郁‘重商意识’，在商品生产的萌动初期是可贵的觉悟，并具有对更广大人群的启蒙价值。但在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必然会显现出其固有的两面性，稍一失控就意味着对制度的不尊重和对商业规则的漠视，演变成短视投机的商业机会主义和商业利润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一位长期关注温州的观察者认为。

  事实上，这一负面效应已经显现。到了21世纪，当传统制造业利润日薄，原本就“实业精神”不足的温州人渐渐意兴阑珊，转而左冲右突追逐各种新兴的资产标的，制造业被浮躁的老板们变为“融资平台”，目的只有一个——赢得更巨量的财富。在这样的追逐中，资本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曾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温州模式”疲态尽显。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2008年增速首次跌破10%，为8.5%。温州经济屡屡错失转型升级的良机。

  2008年，温州市委统战部做的一份调研报告措辞严厉地批评：“（温州）更多的企业主始终局限于生意人角色。有的企业主把‘暴发’当作常态，对高风险置若罔闻，盲目追求扩张；也有一些企业主不顾企业实际而盲目谋求多元化经营”。

  傅国涌则认为，最近的三十余年来，温州正经历第二轮从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急速转型，“但人还是农耕时代的人，制度也还带着农耕时代的浓重痕迹，农耕文明的思维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

  关键是“人”的升级

 　　 2015年4月22日，当当网发布《当当2015全民阅读趋势报告》。该报告显示，浙江购书量最大的几个城市中，温州仅居杭州、宁波之后排名第3；浙江6个购书量最大的县，温州下辖的苍南、永嘉和平阳跻身其间，位次分别是第1、第3和第4。

  　　这一结果显然有些出乎意料。一直以来，国人对温州人的印象定格在如下漫画式的记忆中：爱慕虚荣的暴发户，十个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等等。

  　　温州人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出发之初，没有多少文化，穷得只剩下胆量。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仍显示，温州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仅7.1%，低于浙江平均的9.3%。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温州籍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对家乡人发出“赶快劝温州人建立文化”的告诫，“不要总说温州是商业开发的开路先锋，这个标榜已经过去了。今后的时代不是开发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新的文化的问题，这是个根本大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间书写了太多让人叫绝的商业神话，许多学者喜欢将温州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称之为“东方犹太人”，因为两者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四海为家、精于经商理财，对把玩货币皆有着极到位的感觉。但差别也显而易见，犹太人的底蕴更为深厚，他们在世界范围的科技、金融、法律领域都有最优秀的表现。

 　　 “至少到今天，温州人并不真的具备与犹太人同等的能量。”《温州悬念》一书作者、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向早报记者表示，导致彼此差别的关键无疑在于文化的积淀——科学文化水准的落差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商业文化的落差。

 　　 “温州这些年在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滞后。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来看，温州在浙江省内的经济总量是正的第三位，但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却是倒数第三第四位，经济和社会的错位一直没能纠正，技术和人才都缺乏积累，也就不足以支撑转型升级。”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一力表示。

  　　“温州人会做生意，但还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还没有实现‘有钱人’与‘有文化的人’的有机统一，财富与文化间严重跛足。”胡宏伟认为，人文素养的先天不足在温州人的商业行为中必然留下容易被诟病的烙印。这一现状对温州经济最大的暗伤是，产业层次整体不高，进化较慢，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的理念始终难以真正深入人心，“困扰温州经济已久的诸多痼疾，其实都可以从‘文化’二字上找到病根。温州经济早已过了政策竞争力与资源竞争力阶段，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培育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竞争力。”

　　 “30多年的‘全民言商’，已经使温州人实现了从普通人向商人群体的跨越，当下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实现从‘商人思维’向‘企业家思维’、从‘商业精神’向‘工匠精神’的跨越。”他表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人”的升级。只有实现了第二步跨越，温州经济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温州模式”也才会重新焕发活力，“要改变这一切，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耐心与时间。好在，温州与温州人，总是能给予我们虽艰难却坚定前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