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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建设中,遇见更好的“新温州人”

作者:孙秀丽点击:日期:2021-02-08

万源之流必归其根,众人之行必究于思。诚哉斯言,公民的思想道德与其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指导意义,而公民是社会的根本和最重要的因素。每一个公民都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道德趋势与走向不仅要牵引经济发展,也要离“人的道德建设”越来越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论述“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并指出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全局出发,对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作出部署,强调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再到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进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深究现阶段公民道德的现状及其浮表之下劣根性,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而温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而闻名,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自然在精神物质和公民道德现状上的探讨和提升势在必行。且在迎来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之下,新型城镇化为温州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温州人”的衍生趋势。而当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时代潮流,更是基于“人的可行能力”这一着力点,成为构建新老温州人的整合和转变的“助燃剂”,进而助推道德建设的“推陈出新,以新促新”。

据统计,在过去的一年, 温州GDP跃升至全国第30位,排名更是超过沈阳、长春、石家庄等省会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6606.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8.2%,总量和增速均居 全省第3位。由此可鉴,温州的经济已然达到一种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那么是什么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温州经济跑赢大多城市?当前温州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正是这种结构化改进为温州的经济发展增强了韧性和稳定性,其中以服务业强势领跑为甚。进一步来说,服务业的发展与人本思想乃至奉献服务意识的道德发展有着必然关系。众所周知,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以人为本,换位思考以及服务对口,切入点细微,而这对服务人员的道德素养和个人品性有着较高的要求,进而在经济竞争力日益激增的环境中,在温企业对其人员招聘以及培训机制方面对道德素养的权重考量应运而生。那么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之下,出于岗位对口的投机需求以及沉没成本的控制,就职人员对自身的道德修养的投入成本加大,那么这种经济成本到道德成本的转变,带来了由道德理念转变为道德认知,最终外化道德践行的社会氛围。而新型市民以及在职员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他们内在需求动力引擎的主观能动性的自我提升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在温整体职工乃至温州市公民的道德素养走向,以经济的转变契机助推道德的提升成为了一种新趋势。

此外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新市民化的竞争力便着落于公民道德乃至城市的幸福指数。城市的发展能力开始由与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挂钩到逐渐回归聚焦到人的指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的可行能力”。具体来说,这种人的可行能力就是人为城市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能力,即在经济方面的人才吸引能力,在社会方面的道德承续能力和回馈作用。退一步来说,我们回归到城市的幸福指数上来看,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的量化指标,也是衡量幸福感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表现为对目前生活质量的内在满足感。同时,市民化幸福指数评价指标可分为经济工作、生活居住、政治制度、心理认知和价值观念五个维度,各个维度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其中,经济工作为第一层次,也是最基础的。反观这五个维度,除了经济工作外,其余四个维度都与人本身的道德素养有关,那么我们在此可以暂且把其认为是一个主观指标,是排除了其他宏观的客观的数据指标的一个评判标准。那么这也就可以阐释了经济的发展乃至城镇的发展最终离不开人的道德发展,也是为人的道德发展服务的。

那么在明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来看道德的承续能力和回馈作用的现世化表现。简单来说,道德的承续能力和回馈作用的现世化现象表现为对道德模范的表彰作用以及其影响。温州市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做出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如建设“温州道德馆”、举办“善行天下”的文化研究和宣传、评选道德模范等。随着温州市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加强,干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模范人物涌现出来。由此,这便是道德承续的生命力所在。道德模范的评选设立,对道德模范人物而言是一种价值认同,更是一种责任意识进而促进他们更好地践行道德去回馈社会。然而,道德模范的人群比重终究只占据社会的一小部分,对于剩下的绝大部分普通人民群众而言,道德模范的设立,于自身,更多是一种“回馈效用”的体现。在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补偿不等于回馈,虽然两者都是一种带动效应,但补偿只是一种单方向的机制,是社会和道德模范的之间关系,而回馈是双向的,是这种荣誉让道德模范更具责任心,更好地践行道德,同时群众对此善举存在反馈的意识,是一种传播道德认知的反馈带动效应,这对于全社会而言,就是一个信号,一种导向,一种激励。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能够有力地引导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带动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争先创优,使道德模范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崇尚道德模范,弘扬良好道德风尚,成为一个社会健康向上的标志和文明进步的动力。

但如何使这种道德模范的认同和回馈得到量化和效用最大化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探讨的。私以为,温州市的全国首创“最美温州人”的信贷文明创举具有借鉴意义。该行规定对荣获“感动温州”十大人物、道德模范、“温州好人”、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等“最美温州人”殊荣的市民可以获得银行贷款授信,保证贷款授信额度100万元、抵押贷款授信额度500万元。这种以文明作担保,以诚信当抵押,创新实现“道德有价”,让“德”者有“得”,这无疑使得道德这种抽象的思想意识量化,单从经济层面来说它使得道德的回馈从一种沉没成本变为了一种经济效益。虽然我们无法去评判道德这般量化是否科学,但这种量化模式使得一些抽象的仅限于思想层面的表彰更具现实意义,也更有吸引力。这种“如有需必有供”的模式使得市民乃至社会回归到最初始的状态“人性本善,天下大同”,让善举义无反顾,更是传播了一种文明有价的道德。

涓涓细流亦可汇流成海,道德接力有价亦是有情,于经济的发展中回归人的可行能力,在城市的缩影里遇见更好的“温州人”。

来源 温州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苏诗洋(作者单位:温州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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